朱元璋用高招讓貪官污吏惶惶不可終日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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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屬分類:歷代皇帝故事
明初,朱元璋發動了“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壯豪杰者”作為司法改革的旗手,首先在法外之法的《大誥》中賦予耆民豪杰可直接將污吏貪官“綁縛赴京治罪”之權,若各級官吏敢有阻攔者,全家族誅。
  朱元璋用高招讓貪官污吏惶惶不可終日?
朱元璋用高招讓貪官污吏惶惶不可終日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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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行政手段來改造司法,發動旨在重新整合社會的清洗運動,形成一整套嚴密的社會監控網絡,是朱元璋慣用的手法。
  
  朱元璋仿《周書·大誥》之篇名,“陳大道以誥天下”,以“當世事”警誡臣民,永以為訓?!罢a”本意為講道理,采用形象貼切的比喻,生動說理?!洞笳a》雖繼承了這一特點,以案例和俗語講述的形式編寫,但究以嚴懲為主旨,血腥味十足。洪武十八年(1385年)10月至洪武二十年(1387年)12月相繼頒發了《御制大誥》《御制大誥續編》《御制大誥三編》。204條誥文中,整飭吏治的就達到123條,占60%之多。
  
  綁縛赴京的規定首先出現在《大誥》初編第五十九條鄉民除患內:“今后布政司府州縣在役之吏、在閑之吏,城市鄉村老奸巨猾頑民,專一起滅詞訟,教唆陷人,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間者,許城市鄉村賢良方正豪杰之士有能為民除患者,會議城市鄉村,將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、在閑之吏,綁縛赴京,罪除民患,以安良民。敢有邀截阻擋者,梟令,拿赴京時,關津渡口,毋得阻擋?!睂ρ刈钃跫捌渌璧K者施以重刑,便是城鄉賢良豪杰綁縛進京的配套制度。
  
  《大誥》初編已經將范圍擴大到城鄉,但僅限于滅詞訟、教唆誣陷之徒。故而《大誥》續編將范圍擴大到一切擾民之徒,而且只賦予高年有德的耆民,不再是賢良方正豪杰之士,指代更為明確:“……貪婪之徒,往往不畏死罪,違旨下鄉,動擾于民。今后敢有如此,許民間高年有德耆民,率精壯拿赴京來?!?/span>
  
  民拿害民官吏從詔令,但律不許赴京越訴,所以洪武二十六年以后,《大誥》三編中的條目才不斷被載入新頒的律令之中。但到三編發布時,被惡意利用的綁縛制度已十分普遍,因此在三編中特地將“臣民倚法為奸”放在第一篇,列舉各種鉆營綁縛條的典型案例,共計18個。案發地以江浙地區為多,還有山東、江西、南京周邊等地,證明詣闕對離京師遙遠之民來說,可望而不可即。從三編中的幾個典型案例可以看到一個“好心辦壞事”的帝王“拍腦袋”決定的后果,通過綁縛赴京建立起來的群眾司法維和,根子里還是行政思維。
  
  朱元璋期待的綁縛進京制度的效果是“不一年之間,貪官污吏盡化為賢矣”,但顯然并非如此?!皭喝艘詾椴蝗?,仍蹈前非”,“兇頑之人,不善之心猶未向化”。更有甚者還出現民眾借機公報私仇,將胥吏豪強綁縛勒索財物。
  
  到洪武十九年初,朱元璋只發現常熟農人陳壽六謹遵圣意:“《大誥》一出,從吾命者惟常熟縣陳壽六”,所以在續編中特將陳壽六濃重推介成全國優秀典型。
  
  常熟農民陳壽六因受縣吏顧瑛欺壓迫害,與弟弟和外甥三人一并擒拿縣吏,攜帶《大誥》赴京面奏。陳壽六的做法顯然不符合法定程序,即沒有年高耆老,也沒有豪杰,而且沒有鄰人做證。此案竟然由朱元璋親審,并未通過通政司,頗為奇怪。作為獎賞,朱元璋“賞鈔二十錠,三人衣服各二件”,并免其雜役三年,還要求將其事跡榜諭市村;為防止官吏打擊報復,特申明敢有羅織生事擾害者族誅,捏詞誣陷者族誅。最后竟知照下面官吏,“陳壽六倘有過失,不許擅勾,以狀來聞,然后京師差人宣至,朕親問其由”。即使陳壽六違法,可不受一般審判程序管束,特由朱元璋自己審理。
  
  陳壽六作為標桿榜樣,當然被朱元璋大書特書,但如若都像陳壽六那樣,皇帝如何應對帝國其他事務?到朱棣之子仁宗掌朝時,更是徹底放棄了綁縛之策,只許諸人首告,但須經有司拿問解京治罪。
  
  朱元璋鐵腕治吏的過程正是“綁縛赴京”制度問世和發展的過程。自洪武十三年治胡黨,十五年空印案發,十八年懲治郭桓案,到十九年擴大為對積年為民害的官吏進行大規模嚴打,殺戮近十萬人,徹底整肅官場“玩惡潑皮”。不過整治歸整治,基層萬般行政事務不能靠群眾自立,也不能讓皇帝親力親為,明代“三班六房”的胥吏和衙役承擔了大量基層千頭萬緒的行政事務。
  
  比如,以消除“天下積年民害”運動為中心的洪武十九年整治,正是以《大誥》續編為最高指示開展的,僅松江府就革除小牢子、野牢子等900余名,削減幅度高達四分之三,借此整頓的全國吏員至少有一半。本該由吏員承擔的行政事務不會因為吏員的縮減而減少,況且,僅僅靠懲罰性制度創新來解決官場吏治的弊端,效果十分有限。清人沈家本對此曾道:“不究其習之所由成而徒用其威,必終于威竭而不振也?!睍r人海瑞也曾感嘆,憑一己之力“日與群小較量是非”倍感“窩蜂難犯”,這實際上側面回答了朱元璋自己的疑問:“朕欲除貪贓官吏,奈何朝殺暮犯?”明代沒有殺滅胥吏的威風,到了清代愈演愈烈,自清代中期以后,即便規定了員額制,但胥吏“乃或貼寫或掛名,大邑每至二三千人,次者六七百人,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”。如果按照當時1700個縣來算,胥吏數目之大難以想象,故又有“州縣與胥吏共天下”之說,以致出現“任爾官清似水,怎敵吏胥如油”的現象。
  
  無怪乎到了明清更替之際,顧炎武感嘆“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,是所謂百官者虛名,而柄國者吏胥而已”。官弱吏強,本質上還是與官員以及官場習氣有關。朱元璋的綁縛進京策實際上并未抓住吏治之根本,仍不能解決“官冗于上,吏肆于下”的官場弊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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